第744章野心勃勃的女真人
那锡伯族商人在关内也有些关系,并不害怕众人的指摘,反而颇有气性的说道:“这就是先生说的错处了。我锡伯族人所说言语同建州女真语言相似,且祖上都居扶余地方,虽屡次迁徙,但与建州女真交往以后才知我们也是女真一部,乃是真正的满洲人,不光是我,便是我的同族都是如此认为。”
这锡伯族商人来自一个和努尔哈赤打了九部之战的锡伯族部落,当时蒙古人科尔沁部联合包括锡伯族在内的九部抗击努尔哈赤,结果九部联军战败,此后努尔哈赤用安抚手段赐与归附者“佛满洲”的称号,意思就是最早成为满族的民族,并且同其他满洲人一视同仁。这些人后来成为“锡伯满州”,满清成立后他们甚至主动抓捕其他的锡伯族人向满清“敬献丁口”,满清解体时不少“锡伯满州”后代的都已经自认是满族,入了满族户籍。九部之战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这锡伯族商人从小长大就觉得自己是满洲人,努尔哈赤的民族建构在他这里已经很有成效。
王文龙云淡风轻的笑道:“先你说锡伯族语言和建州女真相似所以就是同族,你既然去过喀尔喀蒙古,就该知道当地的蒙古语也与锡伯族语言相似,那么女真和蒙古也是同族了?”
王文龙自问自答:“这只是因为这些语言都在辽东一带祥,日久年深的交流,自然会渐渐形成同一语系。至于你说锡伯族和女真族古时是一家,这就更是数典忘祖,你们锡伯族的祖先在辽金时期可是赫赫有名的一支,你可知叫什么?”
“叫什么?”这年轻商人对于锡伯族的历史并不了解,他的家庭也是锡伯族中显赫一支,归顺努尔哈赤后便主动避免了子弟接触锡伯族之前的经历,以表示自己的忠心。
王文龙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继续问道:“照我猜想,朋友该是住在草原上的游牧之民。”
那商人点点头:“幼时我家的确是住草原上。”
“朋友所住的房屋帐篷西侧或北侧,应该会挂有一种兽形图案,叫做锡伯兽的,乃是民族的图腾。”
那商人有些惊讶:“锡伯兽,那的确是我部落中独有的一种习俗……难道建阳先生在我族中居住过,或是接触过我的族人?”
“这乃是从书上看的,因为贵民族的祖先就是魏晋时期的鲜卑人,这乃是古书上便传下来的鲜卑习俗。那动物图腾更古老的叫法该叫做鲜卑兽才是。”
王文龙说着就拿石膏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串汉字:“鲜卑这两字乃是音译,根据时代不同官话的音也在改变,鲜卑族在汉文中有过几十种不同的叫法先后是:须卜、鲜卑、失必尔、西卑、室韦、斜婆、锡北、锡窝等等,直到本朝便叫做锡伯了。”
“原来如此!”
场中读过史书的人不禁出惊呼。
中原王朝的史书对于周边少数民族的称呼记载往往根据当时的官话随意音译,导致同一个少数民族在不同朝代都被给了不同名字,后世的考据学很大的工作就是将这些名字列出来,然后再根据考证的古汉语读法去还原它们的读音,进而也还原了不少民族的历史。
“先生不要诓骗我?”
“这一连串的名字都是古史上确有记载,将之依序列出,其演变一望可知,这都不是我编出来的,且朋友可自行去寻找唐末的史书,看其中记载的鲜卑族生活情形是否与今日之锡伯族有七成以上相似?我相信朋友看了会感到十分熟悉。”
王文龙还笑着补充了一句:“鲜卑人最后的辉煌也不是在唐后便结束,金朝时锡伯族曾在锡都建立了一个锡伯国,国祚三百年,直至二十年前,此国还曾试图称号,只要去往今日之喜都寻访,朋友便能知道锡伯国的过去。”
喜都就是长春,已经在如今大明的实控辽东领土之外,其实所谓锡伯国也就只剩个国号而已,和蒙古草原上一堆部落酋长争夺汗位差不多,锡伯族流落四方,这喀尔喀蒙古的锡伯商人根本不知道吉林长春一带不久前还存在过双阳锡伯国。
那锡伯商人却还是不愿意相信自己从小建立的民族认同的满州是个硬编出来的民族,没办法在历史上说过王文龙,他只能从努尔哈赤的行为说道:“建阳先生说努尔哈赤在塑造新民族,这又所为何事呢?他若只想扩大领土,将其他民族收入统治就可以了,何必将大家都归为一族?”
“自然是为了让你们去给他打仗!”王文龙严肃道:“朋友既然自认是满洲人,便该知道努尔哈赤已经改革了牛录额真的制度。所谓牛录额真,就是汉人所说的佐领,努尔哈赤将新归纳的民族全部收入这种制度底下。在平时,一个佐领内的百姓共同耕种生活,作战之时便可以将佐领之中的百姓全部依每家的青壮人数而化为战兵。”
“牛录额真制度的内核和金朝的猛安谋克制没什么差别,但是只有满洲人才能进牛录,他为了壮大自己的兵力,自然要极大的扩张满洲人的范围。所以在十几年前的九部之战后,他便急急忙忙将投效他的锡伯族也化作满洲人,如此就能用你们作战了。”
那锡伯族商人很想否认王文龙的话,但王文龙说的十分有理,且非常符合他自己的经历,这人也是个朴实性格,不太会说谎,红着脸气的抖,却无法反驳。
而在场的明人则觉得非常新鲜,他们之前对建州女真和努尔哈赤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听王文龙这么一说,才知道努尔哈赤却然有勇有谋——居然已经学会用文化去同化其他民族,而且有效地将所吸纳的民族转化为战丁。这也让大家对建州女真更加忌惮。
王文龙继续说道:“最早的牛录只是建州女真传统射猎之时临时设立的‘十人总领’,努尔哈赤起兵之后便将之变成正式官名,一个牛录也从统辖十人转而为三百人。我问何镇抚可知这个数字的来意?”
何可纲突然被点到,想了想回答说:“本朝营兵以五百人为一司,司有把总一人,副总一人,作战之时各管二百许人马,三百人一个牛录,考虑到其手下青壮员额不定,多半也是二百多人出战,这正是一个把总最有效的管辖人数,少了浪费将才,多了则指挥不过来。”
思索半天,何可纲越说越严肃,最后总结道:“设定此制度之人定然极有作战经验……怪不得能连战连胜。”